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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候,我偷吃了父亲碗里的两个鸡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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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驿运隋唐

大概是1984年或1985年的秋天,具体的日期我现在记不清了。那时我六七岁,刚刚上小学,记忆中整个夏天都是赤着脚在地上跑来跑去,因为我没有凉鞋。

有一天晚上,大概是八九点钟的样子。月亮很大很圆,能模模糊糊的看见嫦娥,还有吴刚始终在不知疲倦地砍树。皎洁的月光投射到大地上,风吹着树枝,轻轻地摇曳,留下片片斑驳的树影。农村里没有电,家家户户都在锅屋(厨房)或堂屋点着煤油灯,三三两两的孩子们在外面月亮地里玩耍,有老人坐在门口纳凉或讲古。这时候,父亲牵着牛扛着耙,从地里回来了。

干了一天的农活,天黑透了才回家,父亲又累又饿。母亲看见父亲回来,急忙走到锅屋,从锅里给父亲盛了一大碗面条。母亲告诉父亲,碗底卧着两个荷包蛋。这话被我听见了。趁着父亲去拴牛、淘草喂牛的功夫,我蹑手蹑脚跑到锅屋,用筷子挑开面条,把两个鸡蛋都偷吃了。

本来我是只想吃一个给父亲留一个的,可是看到白白的嫩嫩的鸡蛋,我就忍不住,一口一个囫囵吞进了肚里。吃完后,我就后悔了,有点害怕,又不敢告诉父亲母亲,就找个阴影地,躲了起来。

父亲洗了把手,到锅屋去吃饭。端起饭碗,父亲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一大碗面条很快见了底,可是,父亲并没有发现荷包蛋。父亲看了看锅里,还是没有找到鸡蛋。问母亲,母亲说明明就盛在碗里了呀,还是她亲手盛的。

两个荷包蛋怎么会不翼而飞呢?父亲母亲非常奇怪,就又说了一会话。

过了很久,估摸着该睡觉了,我才偷偷钻出来。我顺着墙根走,怕父亲母亲揍我。到了屋里,一切正常,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我就爬上床,睡着了。

这件事,埋在我心里已经快四十年了,一直不敢告诉父亲。有时候想说,但看到父亲满脸的皱纹和斑白的头发,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,于是就闭了嘴。随着我在外地求学、娶妻、生子,时间越过越长,与父亲的距离也越来越远,见面的机会也愈来愈少,每年只能在春节时回老家小聚几天。年深日久,或许父亲早就忘记了这两个鸡蛋;也许父亲当时就明白了事情的原委,可是父亲什么都没说。

两个鸡蛋,放在今天不是什么大事。但那时候,能吃上两个鸡蛋并不简单。家里养的几只母鸡,下多少蛋总是有固定的数目,母亲总要攒起来,凑够二三十个,就送到集市卖掉,换上点称油买盐的钱。母鸡的屁股,说是家里的小银行,一点都不夸张。

我记得,那时候一个鸡蛋能卖五分钱,或者到货郎那里能换一个本子或一只铅笔。虽然家家都养鸡,但一年到头能吃到鸡蛋的机会并不多,也就是春节、清明等几个寥寥可数的日子。当然了,遇到吃大桌,就能多吃上几个卤鸡蛋。

吃大桌是老家的叫法,就是拿上礼钱到亲戚家吃酒席的意思。逢上婚丧嫁娶、生孩子、升学参军之类的红白喜忧,主家总要定好日子买齐配菜,再请上胖胖的乡村厨师,在院子里搭上帐篷生起炉子,提前准备好多天。鸡鱼肉蛋是吃大桌的标配,放在大大的碗里,垒得尖尖的,冒着腾腾的热气,很是诱人。

如果是生孩子过礼面,吃罢大桌,临走时主家还会给客人带上五六个红鸡蛋。鸡蛋清水煮熟后,放在红染料盆里过一下。红鸡蛋带回家,能够沾点喜气。自然了,这也是没能捞上吃大桌机会的孩子期盼已久的美食。

如今,我女儿也有十岁了,可是她从小就不喜欢吃鸡蛋。每天总要哄着她,苦口婆心,循循善诱,让妻子变着法子煎煮烹炸,兴许她会吃上一口。吃咸鸡蛋或咸鸭蛋时,她总是要与我合作,她吃黄我吃白一人一半,或者她吃小我吃大,或者她先吃我后吃,结果都一样,很是公平合理。

她不吃鸡蛋的原因很简单,今天的鸡蛋不是缺货,太司空见惯了,她每天的饭桌上可供选择的食物种类太丰富了。

我跟她讲,鸡蛋的营养非常高,一天至少要吃一个鸡蛋,这样才能健康快乐地成长。

有一天,我急赤白脸地哄了许久,她还是不愿意吃鸡蛋,我就给她讲了这两个鸡蛋的故事。

听完这个故事,她扑闪着黑亮黑亮的大眼睛,立马就让我打电话告诉父亲,说是爸爸偷吃了爷爷的鸡蛋。

我笑了笑,敷衍她说回头就打电话,让爷爷不要生气。然后就拿起鸡蛋,在桌角磕了磕,慢慢地剥开,送到她手上。

相比父辈,如今的孩子生活真是幸福。鸡蛋想吃多少就能吃多少,至于其他吃的穿的看的玩的,只要女儿提出来,只要是她的同龄人所拥有的必需品,基本上都能得到满足。不光是物质上的吃饱穿暖,文化生活也有了极大的改善。君不见,每逢寒暑假,学校总要布置上假期实践活动,还有必读书目和选读书目,这就需要家长到书店或网络去购买。

这一切一切的变化,都要归功于四十年的改革开放,归功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伟大时代,归功于我们每一个劳动者的辛勤劳动与付出的心血和汗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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